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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大视野  2013年第4期(总第155期)

  • 来源:重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编辑人:管理员   编辑日期:2014-06-11 点击次数:
  • 信息大视野 

     2013年第4期(总第155期)


    热点关注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研究经济形势 …………………(2)

    理论探讨 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长期发展靠改革 ……………………(3)

    中国经济增长的上下限………………………………………(6)

    学者论坛 李克强经济学的三个权衡 … ………………………………(9)

    中国经济可能陷入滞胀 ……………………………………(12)

    思想评论 中国未来无需GDP增长目标  ………………………………(13)

    中国经济:靠什么调结构  ………………………………………………(16)

    中国经济已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 …………………………(17)

    社会观察 李克强经济施政12个重要理念 ……………………………(20)

    中国经济面临八大危机 ……………………………………(23)

    资料速递 解读克强经济学等四则 ……………………………………(24)

    □热点关注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研究经济形势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十分复杂。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着力深化改革,加快调整结构和转型升级,不断改善民生,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扎实做好各方面工作。

      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总的开局是好的。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夏季粮油再获丰收,服务业发展继续加快,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节能减排工作进一步强化,简政放权取得积极进展,改革开放力度加大,社会事业得到加强。

      会议认为,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下半年我国经济仍将保持总体平稳发展态势。同时,也要认识到,世界经济正在深度调整,国内外发展环境十分复杂。我们既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又要牢牢把握重大调整机遇,积极有为,创新求进,坚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努力实现三者有机统一。

      会议指出,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体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提高针对性、协调性,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和微调,稳中有为。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积极扩大有效需求,着力推进转型升级,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奋发有为,努力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摘自《新华网》2013年7月30日)

    □理论探讨

    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长期发展靠改革

    不久前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仍然保持了7.5%的较高增速。与此同时,新一届政府强调的“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方略,正在稳定有力推进。中国经济不值得忧虑。更不会出现很多分析担忧的中国经济“硬着陆”问题。但同时不能忽视四个长期问题,中国经济要保增长调结构,也需要转变农业本身的增长方式、实现人本城镇化、调整劳资结构、增强民众的政治信心。做好这几个方面的改革,所谓“改革红利”的释放也便是水到渠成了。

      中国经济短期无忧 绝不会出现“硬着陆”:中国经济短期内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政府手里还有很多牌可以出。比如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基本保持在20%左右的高位,降低它的空间很大;比如预算内收入因为有刚性不好降,但是预算外收入做一些调整的话还有降低的空间,这样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再比如其实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欠债很多,像林毅夫讲的,如果我们朝着这个方面努力,那就会拉动投资。再一个国际形势,国际市场在好转。这都是我们短期内经济形势好转的一些因素。因此,中国经济不值得忧虑。更不会出现中国经济“硬着陆”问题。

    可投资拉动模式的作用,关键在于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这个比例怎么把握,要看是什么样的投资?这些投资投向什么地方?所以看待投资拉动模式关键是怎么投,投资的成本、投资的结构是怎样的。所以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是不足,这也是共识。

    政府可以利用的手段,再进一步分析,几个方面都意味着要“放”,比如降低存款准备率、减少预算外收入、基础设施投资拉动都是在“放”。虽然国外的因素我们不容易控制,但通过降低出口成本,也可以间接的体现这一思路。而这些引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防止“一放就乱”?同时,结构调整讲了多少年,效果并不佳。这是一个长期性问题。短期内对经济形势可以乐观,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办法。但如何将短期的手段和长期的问题衔接,在短期政策调整的同时,能够兼顾长期的目标,使我们中国经济有更强的可持续性,更稳健,这是一个关键问题。绝不能仅靠暂时的政策调整换取短期经济形势好转,而使长期问题依旧。

      四大问题抑制中国消费和投资:兼顾短期经济利益同时解决长期问题,首先需要找到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在哪里?我大致梳理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农业成本高。农业成本高就导致中国百姓的恩格尔系数高,也就是吃饭成本高。粗略计算,2006年至今,中国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是在上升的,这就会刺激人们提高储蓄倾向,从而影响到消费。对此我们重视不够,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农业成本高。第二,政府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老百姓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少。换句话说公共空间在扩大,而老百姓的私人空间在受到挤压。这对于宏观经济经济协调不利,是会抑制消费的一个做法。我发明了一个词儿——“国民收入的第四次分配”,也就是说第一次分配是劳资关系,第二次分配就是政府的转移支付、税收,第三是讲的慈善事业对收入的再分配,而我说的第四次分配正是因为居民买房,这其实发生了一个财富的分配。这个财富的分配什么意思呢?居民高价买房,财富形态就是一个单元楼,因为价格很高,我们就把爷爷奶奶的钱,爸爸妈妈养老的钱集中起来给了几个方面:房地产商、政府、工业资本家,然后廉价工业品出口到国外以后等于给了国外社会。这种资源管理的办法,特别是土地资源管理的办法,导致扭曲的国民收入的第四次分配,打击了老百姓的消费信心,这是长期性的影响消费需求的一个因素。第三,劳资关系。现在的劳资关系也抑制了消费。因为资本家的收入高,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小,而老百姓边际消费倾向大。当收入从劳动者到资本家转移时,实际上抑制了消费,扭曲了消费结构。这样一个劳资关系,劳动者的低工资,资本家利润空间高,包括我们国有资本,从两个方面压抑着我们的需求,就是消费和投资。第四,影响经济走势的长期性因素就是政治信心。反腐败力度不够大,形势没有根本好转。这个当然就对我们国民,对政府的认知,形成很大负面影响。特别使得这个社会中产阶级群体没有信心,资本家也没有信心。这也是资本家、中产阶层把眼睛瞄住国外的一个因素。这样一来,中产阶层在国内的投资消费都会受到抑制。

      这四个方面影响宏观经济走势的长期性因素如果不去考虑,没有应对措施,那么经济发展短期内虽然乐观,但长期问题得不到解决,又会出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就,所谓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就不容易成功打造。

      要“调结构”先调整好劳资关系:怎么做到李克强总理说的“调结构”?就是要在这四个长期性因素上做文章,要有应对策略。

      第一,我们一定要转变农业本身的增长方式,再不能走高成本的发展道路。发展农业要有合理的组织形式,比如可以推动改革土地制度,建立真正的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甚至耕地私有。比如适当的压缩灌溉农业,发展旱作农业、雨润农业,降低农产品成本。只有改变农业增长方式,才能让中国人把吃饭成本降下来,使中国人不再过勒紧裤带过日子。第二,我们应该改变城市化方式,不要土地城市化,要人本城市化。可以认真的去思考一下让中国多数城市家庭有独栋住宅,不是豪华的独栋住宅。而两百平左右的院落,一百平的房子的地基,加起来两层。这样改变城市规划,让老百姓有一个新的财富形态,整个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第三,调整好劳资关系。一定要将中国劳动者的过劳问题解决好,要适当的形成劳动供应的基准,让资本家找劳工更难,比现在还要难,逼迫他们主动调整劳资关系。最后,要增强政治信心就是坚持长期反腐败。(摘自《搜狐财经》2013年7月31日/党国英 )

    中国经济增长的上下限

      经济增长率无论是高还是低,都必须满足两个“上限”和三个“下限”所界定的合理区间内。近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呈下行趋势,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广泛关注。不少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长会出现“硬着陆”。对此,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在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内,要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就在于防止经济发展大起大落,保持经济高速、健康、持续增长,既防止高通货膨胀,又防止通货紧缩。中国政府所作出的宏观经济目标、政策与举措的重大决策,对世界宏观经济影响至关重要。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假定真实经济增长率在一个接近增长趋势范围内上下波动(正负偏差为25%),经济增长是“合理”的,也是“稳定”的;反之,则认为经济增长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稳定的。

      健康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确有一个上下限范围,超过了上限就会造成过热,甚至“大起”,滑到下限以下又会造成不景气,甚至“大落”。探寻经济增长的上下限,与其说是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并没有一定之规,更多地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经验中加以总结和规定。经济增长率并不是越高越好,因为不同的经济增长有不同的经济效益与成本,无论是它的上限还是下限,都是针对效益与成本的比较,也是针对短期与长期收益的比较。

      根据改革开放35年来经济增长的实践,从经济增长的“上限”角度来看,一是防止高通货膨胀率,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从历史经验来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率底线不要超过5%,我把它称之为高通货膨胀“上限”约束,最好控制在3%左右,属于适度的、温和的低通胀。第二个“上限”约束是“资源环境约束”,这就体现在“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八项资源环境指标。有的是与GDP挂钩,有的不是与GDP挂钩。作为约束性指标,它们不是软约束,而是硬约束。超过了这些指标,就使得资源环境的生态代价大幅度增加。

      所谓“下限”,一是防止通货紧缩,即CPI上涨率不要小于1.0%,否则就会出现类似于1998年至2002年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并引发内需严重不足,对企业造成重大的威胁,我把它称之为通货紧缩“下限”约束,尤其是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二是有效地控制高失业率,我称之为“失业率约束”,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在5%以内的经济增长,就属于比较合理的增长。三是“收入增长约束”,即“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大于7%的预期目标。因此,经济增长率无论是高还是低,都必须满足以上两个“上限”和三个“下限”所界定的合理区间内。

    寻找健康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合理区间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寻优的过程,从“十五”规划到“十二五”规划就已经相当成熟,并成为更加平衡和兼容的多目标宏观调控体系。  

    从“十二五”前两年(2011、2012年)的实施评估来看,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3%,高于7%的预期目标;CPI年平均上涨率为4.0%,低于5%的“上限”;从节能减排的角度来看,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了5.5%,完成了规划目标的34.4%,没有达到40%的两年要求,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了5%以上,滞后于规划要求的进度;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两年2487万人,大大超过原定1800万的目标,两年登记失业率均控制在4.1%,也低于5.0%的目标要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9.0%和11.0%,超过原定大于7.0%的目标。

      即使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降至7.6%,仍处于合理的区间内。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上半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口创下新纪录,达到732万人,相当于全年900万人目标的81%,农民工新增外出打工的人数是444万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4%,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9.2%,只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没有达到7%以上的目标,只有6.5%。中国经济仍然是稳定的、健康的。

      从全球视角看,中国经济增长率也是最高的国家或地区之一,在全球经贸增长趋缓的大背景下,与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与贸易增长率下降也很正常。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率呈下行趋势,既有合理之处,也有理性之处,这是根据“十二五”规划所做出的适应性的主动调整。如同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稳中提质”。我们不必为中国经济所谓的“硬着陆”杞人忧天,不要自乱阵脚,更不能轻易改变已定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

      从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史来看,中国经济曾经一直伴随着“大起大落”,先是大起,后是大落,大起必大落。但是90年代上半期没有出现经济大落和超高通货膨胀:1992年和1993年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4.2%和14.0%,大大超过潜在增长率,但是及时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首次实现了“软着陆”,避免了经济大落。1997年经济增长率下降至9.3%,通货膨胀率也从1994年的24.1%下降至1997年2.8%。此后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既避免了高通货膨胀的困扰,也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的困扰,不仅保持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还保持了世界最低的经济增长率波动系数,反映了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日益成熟。(摘自《财经国家新闻网》2013年8月5日/胡鞍钢 )

    □学者论坛

    李克强经济学的三个权衡

    李克强经济学的内容应该是动态的,不能单纯从静态角度来解读。李克强经济学不是一个经济政策结果的总结,而是一种预测、猜测、希望或是美好愿望。近期巴克莱银行把Likonomics(李克强经济学)总结为三大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作为国际知名金融机构,巴克莱的报告影响很大。他们还大胆预计,中国政府将把经济推向“硬着陆”,未来三年中国的季度经济增速可能会降至3%。

      从道理上来讲,债务扩张和金融的高杠杆,实际上是产能过剩的一种投射,去产能必须控债务去杠杆,但这个过程不是一天完成的,也不是线性的。作为最早在中文中提出李克强经济学的研究者之一,我基本同意巴克莱报告前半部分对当前政策内涵的解读。至于后半部分对未来政策走向的预测,我并不完全赞同。不刺激也好,去杠杆也罢,都只是在当前特定环境下的现实选择。

      一旦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比如出现所谓的“硬着陆”,政策随时可能进行调整,甚至逆转。而是否进行调整以及调整的时点、方向和力度,取决于决策者对三个关系的权衡。从财政政策上看,是否采取刺激措施取决于保持平稳增长和控制财政风险之间的权衡。当前选择不出台直接的财政刺激,是因为经济和就业的增长尚未触及决策层的底线。

      从18大至今,实体经济增速虽然一再放缓,但相比中央制定的目标仍有一定距离。2012年经济增长7.8%,超出年初目标0.3个百分点。今年年初制定的目标是7.5%,一季度增长7.7%,也高于目标水平。就业方面,总体上形势也相当稳定。根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2013年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342万人,好于2011和2012年同期的303万和332万人,而且已完成全年就业任务的1/3。尽管从二季度的工业增加值和PMI数据来看,后面的增速可能会有所放缓。但对决策层来说,这种担忧尚未成为现实,李克强总理近日就明确表示有信心实现全年7.5%的目标。

      相比之下,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似乎更值得警惕。根据审计署今年3月发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已接近3.85万亿元。有16个地区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者达219.6%。我们对债务问题做过一系列研究,实际情况可能比目前想象和统计数字反映的要复杂、严峻。因此,在经济减速仍可以接受、就业增长仍好于以往的情况下,趁机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无疑更为优先。

      从货币政策上看,是否加快去杠杆取决于稳定货币供给和控制金融风险之间的权衡。李克强经济学有供给学派的特点,在货币政策上主张稳定货币供给(soundmoney),防止货币波动对价格信号的过度干扰,进而使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改善供给。2008年到2012年间,中国的M2从25万亿飙升到100万亿以上,不仅在增速上明显超出了合理范围,而且在效果上也呈现出明显的递减效应。尤其是今年一季度以来,社会融资总量的大幅扩张与经济增速的显著下滑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产生了决策层所理解的“货币空转”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才提出了“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的要求,旨在表明促使货币和信贷增长回归常态的立场。对金融机构来说,央行思路的这种转变意味着约束条件的根本转变。过去建立在宽松货币环境基础上的高杠杆模式势必受到冲击,加快去杠杆势在必行。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过程中决策者同样会权衡由此带来的流动性风险。伴随着货币和信贷投放的节奏放缓,实体和虚拟经济的资金链条势必将承受更大的压力,一旦引发市场恐慌,就可能爆发流动性危机。届时,中央绝不会僵化的坚持去杠杆化而放任金融风险的蔓延。近期对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问题的处理就是最直接的例证。央行最初顺水推舟、乐观其成,结果市场恐慌情绪不断蔓延升级,银行间流动性骤紧,股市重挫。最终,央行不得不出手稳定市场。适可而止显示出李克强经济学的动态特征。

      从推动改革上看,结构性改革能否提速取决于释放改革红利和避免冒进风险之间的权衡。任何改革的本质都是创新,即以新的制度体系代替旧的制度体系,这个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如果成功,可以为国家带来巨大的红利,但一旦陷入误区,后果也将不堪设想。这并非没有先例,1988年,我们在价格双轨制并轨问题上强行闯关便导致经济陷入剧烈动荡,直到1990年代初才完全恢复。

      目前来看,面对动荡不安的外部环境和日益加剧的国内风险,决策者在加快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不会盲目冒进,而是倾向于稳扎稳打,避免改革陷入误区,造成不必要的风险。因此,有序开放、渐进开放、有管理的开放就成为必然选择。比如,开放金融服务业固然势在必行,但在当前金融监管还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小型金融机构的确显示出了更高的脆弱性。我们之所以能够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的银行大部分属于国有,稳定性远远强于其他亚洲国家。我们必须时刻警惕,任何改革都有风险,李克强经济学真正要做的是稳步、有序、有效的改革。

      从民间角度看,李克强经济学反映了一种美好愿望;从官方角度看,李克强经济学是一种政策权衡;从政治角度看,炒作李克强经济学未必对决策者是支持。总而言之,李克强经济学是一种政策思路和权衡,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在坚持市场化改革前提下相机抉择。(摘自《金融界》2013年7月11日/ 管清友)

    中国经济可能陷入滞胀

    中国经济正陷入两难之中,7月经济数据再次确认了这点。7月,居民消费价格即CPI同比上涨2.7%,涨幅基本与6月持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即PPI则同比下降2.3%,降幅虽比六月显著缩小,但已是连续第17个月处于下降通道。对于7月的经济数据,经济专家有不同的解读,但陷入滞胀的可能性很大。所谓滞胀,指的是物价涨幅很大而经济却缓慢增长的状态。目前的经济形势很符合这一状态。

    首先,CPI涨幅虽然与年初定下的3.5%的年度增长上限仍有距离,可应该看到,这是在前几年物价大幅上涨基础上的上涨。而且,现在这个涨幅与人们实际感受的并不一致,换言之,人们实际感受的物价要比这严重得多。此乃因为,CPI组成中的居住类价格在目前的统计中并不占有很高权重,从而拉低了物价的实际涨幅。从房租的价格看,全国已连续42个月处于上涨当中,且涨幅很大。

      另外,即使从CPI本身来说,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价格也涨幅最大。7月食品价格同上涨5%,升幅高于6月份的4.9%,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3%,蔬菜价格同比上涨11.8%。淡季肉类和蔬菜价格上涨,虽然影响因素是天气,但也会影响到未来的价格走势。考虑到资源价改导致的价格上涨有一定传导时滞,后期也会推动CPI向上,以及9月后北方开始进入漫长的秋冬季,蔬菜供应会有使减少等,CPI预期上涨的可能性更大。

      其次,从经济增速看,未来几年中国经济难以恢复到之前水平。7月经济数据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从生产资料价格、进出口数据,以及发电量、货运、汽车等行业汇总来看,出现比较明显的触底信号,显示近期稳增长的弱刺激有了一些作用,随着这些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实,效果将会持续释放。然而,即使如此,也不应过于乐观,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种弱增长。一方面,是国家不会出台力度更大的刺激措施,另一方面,PPI毕竟连续第17个月处在收缩中,从这个角度看,其实它已经处于一种通缩状态。所以,经济出现底部企稳信号,但复苏的难度仍然相当大。

      根据上述分析,基本可以判断,在剩下的几个月中,央行降息以刺激经济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更多会是产业上的政策调整。

      假如经济将陷入或已陷入滞胀状态,那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滞胀对宏观调控的最大考验就是对平衡的把握,破解滞胀需要有高超的调控水平。对中国经济而言,滞胀的形成有很复杂的因素,但最根本的是目前这种增长方式劣质化而带来的必然结果。政府主导的、对关键生产要素高度垄断的经济结构,既不反映资源和环境成本,同时也使得价格的调整必然是一个不断上涨的过程。因为这种经济结构反映的是大企业的利益,而经济的活力是由众多中下企业的竞争带来的。

    要破解滞胀局面,作为短期政策的宏观调控,在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同时,应进行相即抉择,下限稳增长保就业,上限防通胀。既然滞胀是由增长方式造成的,就必须改革此种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考虑到目前的增长模式繁殖了大量的既得利益者,它既有的潜力已经发挥到顶,因此,再不改革,必然会把它既有的弊端放大,进而反噬原来取得的成绩。这就需要在垄断行业、生产要素领域、金融和政府管理体制等方面,尽快启动深层次改革,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摘自《和讯网》2013年8月14 日/邓聿文)

    □思想评论

    中国未来无需GDP增长目标

    中国习惯制定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目标,而且用GDP增速为标的。如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下一年的GDP增长目标,每次“xx五”规划制定后五年的增长目标。有时政府还会制定更长远的增长目标,如10年GDP翻番等。诚然,增长目标的确立表明政府对经济建设的高度重视。中国制定长期增长目标让民众看到未来的国力和自身可能出现的生活水平变化,本无可厚非。尽管GDP增长指标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相比计划经济时代采用的社会生产总值还是有进步的。

    制定GDP增长目标,尤其是短期目标,如果不顾之后发生的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且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实现之,则可能有诸害而无一利。

    害处一,误导政策。原先制定的增长目标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外部环境发生始料未及的变化或当时的目标本身欠妥而无法实现,正确的做法应是考虑是否需要调整目标,并且分析和应对达不到目标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如失业、通胀等。如果此时依然硬着头皮,采取有条件要上,没条件提供政策刺激也要上,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策略,那么很有可能导致政策失误。而且这种失误具有极大的后遗症,包括产能过剩、政府显性和隐性债台高筑、看得见的金融风险和不易看见的经济实体道德风险的增大。

    害处二,不利改变增长模式。中央层面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并加以严格落实的意图,往往被地方政府解读为本地区亦需要不惜代价保增长,此为上行下效,而且只可能将目标进一步提高,不可能降低。地方对增长目标的盲目追求往往是通过旧的增长模式来实现的。有些根本没有意识和智慧转变增长模式的地方官员,便力图通过信贷和融资平台的扩张发展投资,甚至鼓励和保护当地企业低效扩张,通过抬高地价促使房价上涨来维持地产投资。他们不认为即使增速下降了但结构改善了是政绩。

    害处三,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不符。制定一成不变的增长目标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尽管中国近年有一定的所谓国进民退现象,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占比已经不再适合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中国政府也在不断争取使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国际承认。在全球范围内似乎很难找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每年制定一个GDP增长目标而且坚定不移地加以实现。

    害处四,不利于环境保护。放眼全球,有国家制定短期的经济目标(如通货膨胀率),有国家制定较长期的目标(如失业率),但没有国家年复一年地制定GDP增长目标。他们的政府或者央行只是预测短期GDP增速,但是根据年中经济形势的变化经常修正预测值,而不是不顾一切用刺激政策使增速达到之前的预测水平。中国难道真有能力准确地制定符合经济规律的短期增长目标吗?很多国家尽管他们可能数据比中国全,经济结构比中国稳定,研究能力不比中国差。他们仍必须经常调整原先的增长预测来反映新的经济条件。难以理解中国对短期预测(目标)正确性的高度自信。

    有人通常以GDP与就业的关系以及就业数据的匮乏来理解GDP增长目标的重要性。这不仅纯属缘木求鱼,也不利于增强完善就业数据的迫切感。坦率地说,中国当前就业数据的质量、快速的经济结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二元化现象使得严肃的研究者难以建立GDP与就业的关系,来为经济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但是至少要承认这一点,而避免用不够严谨的分析妄下结论,那样容易误导政策。

    如不以GDP为目标,以何为目标?我认为中国在未来数年应当以实现经济再平衡为目标,其中一个重要的量化标的是投资占GDP比重。每每提及此,有人会反对,理由是中国数据不可靠。既然数据不可靠,为何每年乐此不疲地设立GDP增长目标。相信尽管数据不很精准,但中国投资占比过高这一结论还是比较靠谱的。中国当前的投资/GDP比率不仅高于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国家的历史高点。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这一比率都过高。其向下调整是必然的,且伴随经济增速下降。区别在于可以选择通过政策转变实现主动的、有序的、可控的调整,也可以维持政策不变最终导致经济被动的、无序的、失控的调整。我相信,将经济再平衡作为目标是选择前者。(摘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3年8月1日/哈继铭)

    中国经济:靠什么调结构

      在我国经济政策讨论场合,调结构是一个重复率很高的词组。一国经济发展,本质上是技术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伴随要素禀赋条件与相对价格变化而不断嬗变升级过程。由于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相当程度上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把调结构作为优先目标之一,显然是合理和正确的。

      问题在于谁来调结构?如何调结构?有两种手段与机制选择。一是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调结构,二是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调结构。从现代经济学与国际比较经验看,二者各有必要并相互补充,然而市场机制对推动经济结构持续动态调整具有基础性作用,政府干预之手直接调结构发挥辅配性作用。市场之手在产权清晰界定基础上,经由价格信号引导与公平竞争筛选,通过企业独立进行投资与经营的前瞻性决策改变资源部门配置状态,从而动态实现调结构目的。企业作为调结构的市场主体,未必心存整体结构调整蓝图,即便有宏观愿景也未必正确,然而在“产权-价格-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分散决策与优胜劣汰,会客观产生推进整体结构调整的效果。市场调结构具有间接性与机制性,本质上是自然演化进程。

      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涌现出无数显示企业微观主体在市场纪律约束下的自利诉求是经济结构动态调整的基本力量。正是主要得益于市场机制作用,我国从30多年前农业劳动力占比超过七成、工业落后、内向封闭、人均收入极低的结构状态,转变为现今农业劳动力占比降到三成多、总体规模全球第二、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仍快速提升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政府是文明时代最重要社会组织之一,现代社会中政府更是承担了广泛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职能。政府凭借其特有权威地位与资源掌控能力,承担保护各类产权、维护竞争秩序、稳定宏观环境等职能,构成市场机制发挥其正常与合意功能的不可或缺前提。然而政府承担重要经济职能与政府直接调结构,二者不是一回事。政府是否直接参与或多大程度参与调结构,政府调结构的范围界定与方法选择,不能由政府经济职能这个普遍性命题直接推导而来。经验观察,在不同外部环境、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体制条件下,政府直接调结构广度深度大相径庭。看得见的手调结构,是指政府基于特定经济和非经济目标,通过设计和实施特定产业政策,直接影响稀缺资源在不同产业和部门的配置状态。政府调结构的直接抓手是各类产业政策,要点是超越市场机制作用范围,通过实施鼓励、限制或禁止手段,使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与没有产业政策作用下市场竞争机制引导形成的状态显著不同。由于政府调结构实际归结为产业政策,考察政府直接调结构的利弊得失,实际是评估产业政策的利弊得失。

      应当肯定,即便是英美这样早期发达国家,也一定程度实施产业政策。国家战略会影响国防工业。政府通常会用某种方式鼓励新技术和新产业。贸易干预也会包含保护国内产业含义。后起发达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更明显。虽然国外政策讨论少用“调结构”表述,有关产业政策讨论实际有“政府之手调结构”含义。

      然而就经济发展比较成功国家的经验而言,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调结构,产业政策仅发挥辅配作用,应是具有较大共识的判断。(摘自《人民论坛政论》2013年8月1 日/卢锋)   

    中国经济已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

      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我国出现了一系列新增长点,发掘和用好这些新增长点中的潜力,正是新一轮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如何把新增长点的大门打开: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积极扩大有效需求,着力推进转型升级,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任务。要完成下半年的经济任务,需要对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阶段性特征有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已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这既是一个短期问题,更是一个长期问题。

      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将会面临两方面的重要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防止出现大的起落。目前来看,高增长的思维定式还相当普遍,比如,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触底反弹,将进入一个新的高增长周期。这在过去可能是对的,但如果放在经济阶段转换的背景下看,去年四季度后的回升只是一个由存货调整而引发的短周期回升,中长期周期向下调整的过程并未结束。有人估计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会达到9%甚至更高,我认为是过于乐观了。

      这种预期,再加上地方政府换届后固有的增长冲动,很可能引发消费物价上升、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产能过剩加剧和金融财政风险加大甚至引爆等多方面的问题。如果这些情况出现,将不得不进行调控,而这时很可能出现短周期与中长周期同时向下,拉动经济在短期内大幅回落。这样就会出现前高后低,大起后大落的局面。警惕并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宏观决策和各级地方政府决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增长的稳定性。首先不能人为把速度推高,同时应把政策重点放在防止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大幅回落上,要有必要的政策储备。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发掘和用好新增长点。我们强调增长阶段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变化,背后则是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转型。如果这种转型能够成功,中国经济下一步仍然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这将具体体现在一系列新增长点上。

      围绕新增长点,抓住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推动改革:如何把这些新增长点的大门打开,把其中的潜力用好,这正是新一轮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就改革的策略而言,改革首先要有增长效应,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增长,在改革初期尤为如此。否则改革难以得到有效支持而深入下去。其次要抓关键环节,加上必要的配套改革,使新体制、新机制能够尽快有效运转,把增长潜力持续不断地发掘出来。由此出发,新一轮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围绕新增长点,抓住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推动改革,产生增长效应,使改革和增长互为促进。

      以放宽准入、引入外部投资者为突破口,发掘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潜力。应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改革企业体制和投融资机制,引入行业外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内的新的投资者。其他基础设施领域,如电力、石油、天然气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可能推进类似改革。

      以加快土地、户籍、财税体制改革,提高集聚效应和生产率为突破口,稳步而持续地推动城镇化进程。应当以提高城市的集聚效应和生产率为核心,推动土地、户籍、财税等制度改革,让人和地这两个基本要素更好地流动起来,促进优化配置,使潜在的需求释放出来,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

      以形成一批有长期稳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为突破口,推动产业重组和升级。增长速度放缓后,工业的快速扩张期基本结束,产业内的竞争和重组将会加剧,出现购并、重组的高峰期,从而提高集中度。在此过程中,政府的基本职责是促成和保护一个有效竞争的市撤境,为参与重组购并的各种要素的流动和组合提供政策支持,并提供基本的社会安全网的保护。此外,在国家层面,应当从长计议,制定规划,以识别、支持在今后二三十年具有稳定持续竞争力的产业。

      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突破口,促进消费升级。应当通过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完善公共服务、发展消费金融等措施,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提升其消费能力。更重要的是,促进在升学、就业、创业等方面的机会均等,提高社会的纵向流动性,使更多的人通过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而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通过更多的创造财富而扩大消费。

      以开放促改革为突破口,谋求更高水平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国内的诸多改革,都是通过对外开放而推动或“倒逼”的。这一条经验今后仍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以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内金融体系改革;以与有关国家达成自贸区协议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为契机,推动国内相关领域特别是服务业领域的改革;与国际一流大学合作办学,带动国内大学教育体系改革等。继续推动企业“走出去”,利用国际研发、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并使之与国内产业链有机衔接。

      以涌现一批创新型的行业领先企业为突破口,推动创新取得实质性进展。要真正成为创新型国家,关键取决于能否在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出现一批创新型的领先或龙头企业。为此,最重要的是营造公平竞争、有利创新的环境条件,切实做到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在那些创新元素涌现的地方,领导者要敢于打破常规,以敏锐眼光和满腔热情予以扶持。(摘自《北京日报》2013年8月5日/刘世锦)   

    □社会观察

    李克强经济施政12个重要理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主推手,他驾驭宏观经济的理念和手法备受中外关注。巴克莱银行将其概括为“克强经济学”,仔细寻绎李克强总理的经济施政。依笔者管见,李克强的经济施政有12个重要理念,其中有道有术,值得格外留意。笔者对李克强深厚的经济学养毫不怀疑,且将李克强时下已经出手的举措称为“转型升级之道”。

      改革红利论:李克强提出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是最令中国人感到鼓舞的“热点金句”之一。关于改革,他有系统精辟的论述,关于改革的目的、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方法等,“改革当中既要先行先试,还得依法办事。”李克强可谓政经兼顾,纲举目张。合理区间论: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实现华丽转身,政府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要保持经济运行平稳并处在合理的区间。李克强深知GDP的真义,他不片面追求GDP。“合理区间论”体现了李克强在经济发展上务实进取的特性。他的“经济转型升级”之道,应当属于“质量经济学”的范畴。核心指标论:所谓合理区间,就是有一个“下限”和一个“上限”。李克强强调的“上限”有一个核心指标:防通胀,控制物价涨幅,尤其是CPI。“下限”有两个核心指标:稳增长和保就业。当然,“下限”不是“底线”。李克强为宏观调控建立了清晰的数量模型,其经济转型升级之道因此进入“数量经济学”的畛域。

    科学框架论:李克强强调,要形成科学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针对经济走势的不同情况,把调结构、促改革与稳增长、保就业或控通胀、防风险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采取的措施要一举多得,既稳增长又调结构,既利当前又利长远,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李克强为宏观调控注入了学理和哲思,这一理念既体现了中国领导层的主流观念,更带有李氏个人风格。统筹举措论:李克强主张,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眼长远,要有灵活性和针对性,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李克强找到了一套能够应对中国经济复杂局面的有效方法。那就是兼顾当前和长远,找准政府定位,认清市场规律,不再头疼医头,不再做刺激-反应式的决策。转型主导论:李克强始终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紧紧扭住不放。尤其是当经济发展在合理区间内,他要力解决的是发展不可持续、难以为继的问题。中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能否成功解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李克强面对许多“两难选择”。他必须推动转型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这对稳增长、增后劲具有双重作用,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没有积极主动的升级,发展难以为继。结构调整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李克强把工夫下在调整结构上。结构调整要从全局眼,从大处眼。首先要调整区域结构:缩小东西差距,重发展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其次要调整城乡结构,要缩小城乡差距,逐步解决两亿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其三,调整需求结构,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稳定和拓展外需;其四,调整产业结构,消化制造业产能过剩,补齐服务业短板,像“抓工业,上项目”那样对发展服务业下工夫、出实招。发展服务业,既稳增长,也调结构。创新驱动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李克强十分清楚,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最大活力。依靠创新驱动能够带来更有质量、更有竞争力的发展。把创新与改革更好结合,中国就能赢得未来的发展。李克强力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李克强十分重视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加大财税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李克强的经济转型升级之道可以称之为“创新经济学”。开放促进论:李克强提出,要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目前,中国的学界和政界已经发出一股清醒的声音:加入WTO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已经释放得差不多了。发达国家正在加紧构建新的贸易框架。中国必须积极审慎应对,进一步开放,通过建立自贸区、签署贸易投资保障协议,让渡一些空间,以开放倒逼内部改革,适应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李克强力推上海进行自贸区实验、与瑞士签定自贸协定,就是这一思路的体现。职能转换论:李克强多次强调,政府要转换职能,简政放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管好。李克强总理为中国政府划定了权力的边界,责任的边界,在有限和无限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这是理乱致治的关键。内生动力论:李克强认识到,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源泉。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培育内生动力。中国政府过去的强势作为人所共见,而现在,李克强在适度“有为”和“无为”之间找到了均衡点。利力迭加论:李克强提出,要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和创新的活力迭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笔者认为,还有一个贯穿12论的“持续释放论”。李克强主张,要把握好、运用好宏观经济政策,保持政策和发展的连续性稳定性,使市场主体有稳定的预期。各项改革举措要持续释放。他要持续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城镇化、区域一体化,新的增长极、自贸区等建设,蓄势待发,成熟一项推出一项。李克强不下理想化的“猛药”,不搞“休克疗法”。他使用的更多的是“缓释剂”。改革贵在行动,看准一项,推出一项;干一个,成一个,不间断地推进。“不怕慢,只怕站”。(摘自香港《成报》2013年7月24日/范京平)

    中国经济面临八大危机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表示,中国经济正面临八大危机,股市连续四年下跌后目前于谷底盘整观望,等待李克强的新政策。

      8月10日,中国知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上海“钱荒”主题讲座上表示,中国经济正面临八大危机,包括:产能过剩、通胀、地方政府相继破产、国企危机、民企危机爆发、银行、股市、地产等。

      他详细列举了一组数字:五年两个四万亿,印钞六十六万亿,其中国企拿了二十万亿,地方政府二十万亿,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每年的实际通胀20%,全世界最高;地方政府欠了共二十万亿的债务,连利息都还不上。今年六月审计署公布的报告:16个地级市负债率已超100%(即技术性破产),占36个地级市抽样样本的四成以上;中国十六家上市银行,利润占所有上市公司35%。银行的五倍市盈率就是银行危机的前兆,11家银行股价跌破净资产。郎咸平认为:中国经济已陷入全面崩溃,伴随我们走完余生的不是中国梦,是萧条叠加萧条;如果非要积极乐观地表述,那么我们的今天一定比明天更好。  

    郎咸平认为:目前国人投资的渠道不多,集中于四大投资品:黄金、股市、美元、房地产。“股市已被彻底摧毁,短期内难以恢复元气。美元未来走强,可以投资,但兑换美元在中国消费的话并不划算。在过去的100年中,有两个10年黄金在涨,但其他80年黄金都在下跌!黄金适合短期炒作,长期投资的话,房地产的增值空间要比黄金好。楼市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能抵抗滥发货币的行为,例如在深圳买房,楼价上涨的速度起码可以对冲掉70%的通胀。(摘自:《新华网》2013年8月15日/ 郎咸平

    □ 资料速递

    克强经济学不是退缩经济学//张军/东方早报,2013年7月8日。李克强经济政策如果失败//韩德友等/韩国中央日报,2013年7月30日。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祁京梅/中国金融,2013年7月31日。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点、目标与战略//段柄德/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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