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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大视野  2013年第6期(总第157期)

  • 来源:管理员   编辑人:管理员   编辑日期:2014-07-25 点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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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第6期(总第157期)


    热点关注 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内容……………… (2)

    理论探讨 按照规划管制土地用途 …………………………………………(2)

    学者论坛 三中全会指路土地改革 农村大礼包渐打开……………………(4)

     农地入市农民政府权益如何分配………………………………10

     农民住房转让的好处和风险  …………………………………(11)

    思想评论 必须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护体系  ……………………(13)

    政策解读 谁先把宅基地转让谁能拿到红包………………………………(15)

        激活15亿亩农村土地  …………………………………………(18)

    社会观察 近年来各地“新土改”的模式探索……………………………(20)

    我市地票交易实施5年 三农获益200亿元 ……………………(22)

    我国将建8亿亩旱涝保收农田   ………………………………(23)

    资料速递 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等六则  …………………………(24)

    □热点关注

        三中全会《决定》中

      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内容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 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摘自《新华网》2013年11月15日)

    □理论探讨

    按照规划管制土地用途

    日前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法律已经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保障。二是创造更好的制度使农民的财产权利得到更好的运用。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就曾提过,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这个问题,明确要求: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这些是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重要举措。

       我国是人均耕地非常稀缺的国家,土地制度再怎么改,也不可能、更不可以随便让耕地变成非农建设用地。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必然要占一部分农村土地,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农民权益,让农民失去土地后能得到合理的补偿。未来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一是土地是谁的就要尊重谁的权利。过去征地制度对农民的财产权益尊重不够,所以矛盾纠纷不断。二是要严格保护耕地,对土地利用严格按照规划进行用途管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大量工作要做,要认真总结农民的诉求,以及整个社会对这个重大问题的看法,也要总结各地实践中创造的有价值的经验,使相应的法律法规与时俱进。

      从全局角度为农民提供平等参与现代化的制度:《决定》提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这是跳出“三农”,从全局角度,为农民构建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制度保障。全会提出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16个字含义深刻、意义深远,当然任务也非常艰巨。需要看到,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固定为一种制度,成为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主要障碍,所以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破除。决定要求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一是指推动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这些生产要素在城乡平等交换。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解决农村土地征用中农民补偿过低、农民工同工不同酬、农村金融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二是指教育卫生、文化和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对农村的均衡配置

    近年来,我国农村已经建立了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但是待遇和保障水平与城镇居民有很大的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是今后要发展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适应: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耕地越来越少、对农产品需求越来越高的矛盾,怎么解决?既要靠增加农业投入、完善水利设施、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等举措,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也要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决定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就是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今后,除了大多数的普通农户承包家庭经营之外,还要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组织、产业化经营等新型生产主体。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必须要走的路。但这个过程要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农业人口转移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相适应。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携手几亿农民一起奔小康。三中全会的决定为解决这一难题指明了方向。(摘自《南方日报》2013年11月19日/陈锡文)

    □学者论坛

            三中全会指路土地改革

              农村大礼包渐打开

    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村土地改革是否到了能有实质突破的时间关键点?改革推进的动力何在?方向和具体路径究竟何如?这些都引人关切。南都记者专访了研究土地改革的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以及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

    南都:你如何认识本届三中全会有关土地改革的内容?

    党国英:跟十七届三中全会土地改革的精神一致。这次强调要城乡一体化,构建社会平等,而这个主要是城乡平等,为此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其实主要就是土地财产权,包括抵押、处置以及最根本的交易权,要确权,要保障其权益。此外还提出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这其实跟农业保护区相关,是土地用途管制的内容。进一步改革举措要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后制定,应该很快会逐步推进。

    华生: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来看,主要是增加了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内容,这对进城的农民工应当是很大的利好。

    南都:在你看来,现在是否到了土地改革的关键点?

    党国英:改革早有必要,现行土地制度效率低下,同地不同权,还与高房价有关,引起强拆等社会问题。比如说我们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效率很低,单位面积产生出的G D P大概是很多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大概是日本的八分之一,大量土地被浪费。现在来看非改不可。

    华生:现在中央强调新型城镇化,也就是人的城镇化,人跟地连在一起,要解决人的问题就要解决土地的问题,因此土地问题到了前台。况且土地问题一直是关乎经济发展的大问题,而且现在土地及房屋也就是不动产可以说是人们的主要财产,亦涉及收入分配的根本问题。土地改革到了必须突破、到了动真格的时候。

    南都:改革的条件都具备吗?

    党国英:在我看来,改革条件是具备的,无非是有一些摩擦。首先是一些陈旧的认识阻碍改革,不过改变认识可以做工作,关键是中央要下定决心;其次,改革是系统的变化,需要配套,而现在有些准备不足,单兵突进比较麻烦,要完善配套。比如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全国那么多行政村,全部入市怎么入?需要在规划、用途上做配套。事实上目前规划不科学、管制不严格,在此情况下,放开入市有问题。

    华生:如今改革的条件都具备,关键是往哪里改、怎么改。

    南都:土地确权是土地流转的前提和基础,但目前全国土地确权工作尚未完成且依然繁杂,确权难在哪些地方?

    党国英:我觉得一定要征求农民意见,如果多数农民同意,就现在确权;如果多数要求现有承包到期后重新分配,就到那时再确权。确权其实就是要产权明晰。

    华生:实际上现在随着一些农民离开农村,首先不应是确权,而是做土地平整,将土地连成片,再确权,成本更低更合算。

    南都:在确权完成之前,就开始土地流转改革,这中间又可能出现哪些问题,该如何解决?

    党国英:目前的流转主要是租,也有些是入股。原承包期本来不长,没人敢买,农民也不会卖。还有些人是长期租,含糊写着“中央政策变了再说”之类的。政府如果不介入,问题也不大。地方政府把大面积的地长期租了,把农民的地集体收回去了,统一再转租发包给别人,这个比较普遍。

    华生:土地流转为了谁流转?为了农民还是资本下乡?有很大不同。我认为应该强调人的城镇化。为了解决人的城镇化,土地流转的前提应是农民在城里安家落户。而当农民在城里安居了,农地不仅可以流转而且应该买卖。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已有了经验,我们可以参考。新加坡政府对80%的城市居民提供保障房,台湾地区、韩国、日本让所有进城的农民都有房子住,真正使其成为市民。农民进城的保障核心是房子,其它养老、社保等是跟着就业走的。如何让土地改革解决人的城镇化?一,留在农村的人承接流转。二、进城的农民,国家拿出大量平价土地来供给保障性住房。现在看起来,流转的趋势仍在往前走,各方面尤其是地方政府和资本下乡的热情都很高,面对这种既定的趋势,现在要做的是加快人的城镇化和户籍改革。

    农业现代化不一定非要工商资本来做

    南都:农地流转也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按规定用途不变必须仍做农业,但现实中往往更改用途且大都做了房地产,对于这种现象,接下来能否有效杜绝?

    党国英:这是违法的,也较普遍。如果政策理不顺,接下来这种现象还会继续。

    华生:对这些现象,中央虽有文件或措施禁止,但以后还是很难杜绝。

    南都:即使仍作为农业用途,如今农地流转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兴趣,不少公司下乡“买”地搞规模化农业。同时中央强调要采取家庭经营方式保持适度规模。在你看来,这两者能否平衡?该怎样平衡?怎样才算是适度规模?需注意防范哪些问题?未来的趋势又是怎样?

    党国英:目前中央的政策只是鼓励城市资本下乡投在产前产后及产中服务领域,并不鼓励城市资本到农村圈地。适度规模,根据国情,我认为能使农户经营收入与城市家庭收入差不多的规模,就是适度规模。应该是进城农民将土地转给留守农民。荷兰的人口密度更高,也是人多地少,他们的农业现代化就很成功。农业现代化不一定非要工商资本来做。

    华生:很难平衡。如果对工商资本下乡拿地不加限制,留在农村的农民很难跟他们竞争。美国九个主要农业州以及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在城市化过程中都禁止工商资本拿地,只允许他们做产前产后服务,这更值得效仿。用股份制经营农业,世界上成功的很少。农民做雇工也不行,农业最难监督。最好是家庭经营。

    南都:但政策也没有明确禁止城市资本下乡圈地?

        党国英:现在说得比较含糊,没有明确禁止。而且有些经济作物领域,药材、花卉、养殖等,现在农民技术不够。但我认为完全可以细化规定,想细致的划定可以做到。

    增减挂钩方向正确

    南都:对于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增减挂钩已经开了一个口子。今年,国土资源部批准全国29个省份开展增减挂钩试点,总计安排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90万亩,对此,你怎么看?

    党国英:对增减挂钩我总体赞成。只是要注意三大问题:第一是农民意愿必须受到尊重,我的意见是谁不愿意就停;第二,专业农户不能集中居住;第三,有些农民移出来,移到哪里去?一定要搞大社区,比如一万人以上的,楼不一定要高,可以低密度。很多地方政府现在的确只想拿地,为此国土部应该尽早出台一些规范性指导意见。

    增减挂钩跟补偿没关系,是置换。有的地方农民出点钱,有的不用出钱,一般是实物补偿。丢了一块地方又得到一块地方,得到的新房占地面积少,居住质量提高了。农民节约了用地,城市新增了征地指标,被征地的农民才有补偿问题。只要是增减挂钩,肯定不是在城郊;对新兴城市来说,城郊的地大多会变成建设用地。

    目前观点纷纭,而就中国的情况,实际上找不到合理价格,一定要有竞争性,竞争形成的价格才是合理的价格,说不定比现在要低。有些人概念先行,发表一些不当评论。10年前补偿确实低,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可考虑划定农业保护区

    南都:有观点认为应该放开宅基地入市,对此,你怎么看?

    党国英:这种观点有点极端。如果说放开,全国60万个行政村,几乎所有地都会被买卖完。有没有必要?我认为没有必要,国家没有必要这么做,中国土地相对稀缺,就算不稀缺,也不该这么做。 需要做两件事,全国要有居住法,对老百姓的适用建筑有规定,不赞成搞豪宅,如果有些人实在要搞,要采取另外的办法。另外一定要强调农地保护,要出台农业保护区政策,甚至立法,连片划定有些区域,非农产业、非农民的居住房只能出不能进,有利于农业经营连续性,防止耕地被蚕食。我建议可以划出25亿亩左右的农业保护区,只能让专业农户使用。没有划入保护区的地方,可以放开宅基地入市,使城乡居民共同开发。

    南都:关于小产权房,目前有赞成放开的,也有反对的。

    党国英:小产权房,也可借用农业保护区的思路,划入保护区的,新的小产权房绝不产生,旧的要逐步拆除,同时给予合理补偿。保护区以外的小产权房允许合法,同时也要缴纳合理的补偿。

    南都:在你看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关键是?

    党国英:农民现在能租地,但不能自己买卖土地产权,必须经过政府。而改革很明确,就是要减少政府的权力,给农民自由。土地改革是全方位建立要素市场的关键一步。

    南都:你怎样看待土地改革的前景?在你心目中,相对合理的改革时间、路径和改革结果,应该是怎样的?

    党国英: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2008年就已经动真格了,承包权长期化实际就是追求明晰产权。要做一些很实际的工作,承包长期化要出台一个东西,要认真去抓,土地确权不一定要5年搞完;有规范地把集体建设用地放活,不能简单化一刀切,搞居住法和农业保护区法是前提。此外要大力发展农业合作社。理想的结果,是政府对土地的管控仅仅是对土地功能、用途的管制,此外要形成全国土地要素市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城镇化中乱占耕地的现象会得到有效遏制。(摘自《南方都市报》2013年11月15日)

    农地入市 农民 政府权益如何分配

        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地流转在部分地方已经轰轰烈烈展开,如河北、安徽等地均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市交易方面,各地鲜见试点。专家表示,这或许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改革任务,有专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最大的难点在于,这将打破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交易收益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实行严格的征地制度,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要上市交易,必须由地方政府先征收为国有土地后才能交易,地方政府从农民集体手中低价买地,转手再高价卖给开发商,赚得了巨大的价差。国家统计局和国土部公布的信息显示,最近几年,我国每年的土地成交额都在两三万亿元。从最近10年来看,地方政府所赚取的土地差价超过10万亿元。

        如果现在一下子放开市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地方政府能愿意吗?毕竟地方政府普遍都面临财政短缺与地方债高悬的问题,有些地方政府甚至依靠卖地过日子。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但前提是明确权益分配机制,防止公权力侵占。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应该保证政府的收益。假如,过去政府从农民手中征地是一亩10万元,转手卖给开发商100万元(目前全国平均地价在100万元左右/亩),政府赚了90万元。今后如果实现自由入市,农民一块地同样卖了100万元,但要让政府通过税收等形式获得相应的收益, 这就能避免地方政府的消极不作为。

        值得关注的是,《决定》中,并没有提及此前在上海、重庆试点的“房产税”,而是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分析人士称,不排除中央通过改革税制来重新分配利益关系。目前已有一些地方正在探索建立统一的城乡土地交易市场,如安徽在11月12日提出,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林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逐步纳入城乡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但尚无具体执行思路。

        有专家建议,应由政府来搭建交易平台,农民或集体挂牌交易对象。但由于土地情况比较复杂,是特殊商品,如土地的面积、区域、肥力等情况,农民不好把握,这就需要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中介结构进行鉴定。同时还应注意规避农村集体组织的基层腐败,一方面制定的土地交易规则要科学,信息要公开;另一方面要有监督系统,保证每一环节都是公平透明的。明确思路之后,当务之急是配套工作。首先,必须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顶层设计。同时,要强化土地用途管制,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范运行。此外,还必须完善税收制度。

        上到下,从宪法到一般性行政法规的系统改革,应取消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禁止城镇居民到农村买房的规定。这一规定既限制了城镇居民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又堵塞了农村居民获取财产收入的渠道,也不利于城乡居民的文化交流与社会融合。(摘自《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11月25日/严跃、中仝志辉、蔡继明等)

    农民住房转让的好处和风险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农民的房子可以像城里人的房子一样进行买卖,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可以入股、抵押,这些是突破,但同时对农民来说也具有很大的风险。农民住房的转让对城里人有好处、对有钱人有好处,过剩的金融资本争抢土地这也成为全球现象。

    把农民住宅市场和金融领域结合了。第一层意思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农民住宅可以直接入市了。不是宅基地流转,仅仅是农民的房子。宅基地仍是集体所有,农民拥有的是使用权。农民住房可以交易,这就跟城里人交易住房的道理是一样的,交易的是钢筋水泥,是地面物,城市人的土地使用权是房地产公司的,土地所有权是地方政府的。所谓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本身没有太大的变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所有权主体还是村集体,不会说是私人。农民在宅基地建的房子,只是使用了这块土地建房子,他的住房可以买卖,但建设用地的所有权仍是村集体的。

        其实大城市郊区和发达地区,农民的房子早就已经市场化了,在收房租。现在有所前进,就是允许农民可以卖房子了,同时允许引入金融领域了,就是所谓抵押、担保这些手段的引入,这个跟过去有所不同。

      另外就是农民土地承包权可以抵押,其实入股、租赁一直都有。过去不允许抵押,是金融部门不允许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到银行去抵押借贷,因为这里有个很大的困难,抵押失败了,金融部门没法到村里去收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无论是农业银行也好,信用社也好,还是其他的金融部门,他们不能承担收不回来的风险,所以没法跟农民搞土地抵押贷款。现在就文件上写了,具体怎么操作,恐怕还得看金融部门的具体规定。

      还有一个就是农民的耕地承包权可以转让、入股,过去有过很多的讨论,主要担心一旦入股,企业把土地作为资产拿去抵押贷款,但企业脚底抹油跑了,那所有入股农民的土地就等于要被银行收回,这恐怕会引起很大的社会动乱,这是一直担心的。现在写进去,还得看具体怎么操作。所以这是有着很大风险的事,如果没法收回土地,风险就由银行担着了。《决定》,对哪些人最有利?对城里人有好处,对有钱人有好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城市里的有钱人,他们愿意到农村去买点房子买点地。至于说对农民,风险比较大。

      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全世界金融膨胀,金融资本在海外都在搞超级量化宽松,造成过剩的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次争抢土地的高潮,已经有上亿公顷的土地被过剩的金融资本流入占有了,这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我们国内也出现了金融的快速膨胀,这个过程中,有钱人应该说越来越多,现在有钱人就可以下乡去占有农地、占有农房了,这也是全球性的现象。(摘自《中国乡村发现 2013年11月29日/ 温铁军 ) 

    □思想评论

     必须健全适合 

     我国国情的农业保护体系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这必将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农业是一个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产业。过去的实践证明,经济的衰荣兴废与农业的状况紧密相关,农业得到重视,得到发展,必然带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面高涨;反之,如果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削弱,发展滞缓,则必然羁绊国民经济的发展,甚至引起经济的停滞和衰退。新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没有改变,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社会就业、稳定物价等方面依然承担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必须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一是顺应市场供求规律,发挥市场在配置农业资源和形成农产品价格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农产品价格合理上涨是保障农产品供给、平衡工农业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途径。价格上涨给农民们带来利益,远比国家给农民的财政转移支付多得多。对待农产品价格上涨问题,不能仅仅从城市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对农产品价格上涨要有宽容度。

        二是增加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突出投入重点。针对近年来农产品市场出现剧烈波动,需要增加对良种培育、动物防疫体系、规模化养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业机械化、小型农田水利、农产品市场流通基础设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等的投入力度;我国农业支持政策重点过去主要放在提高农产品产量方面,对农业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关注不够,针对农业环境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大幅度增加农业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方面的投入。

        三是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2012年与2004年相比,三种粮食平均收购价格上涨了76.7%,其中稻谷平均涨幅90%,玉米为84.2%,小麦为47.1%,大豆只有29.8%。2004年—2011年,三种主粮土地成本年均增长15.7%,人工成本年均增长10.4%,物质与服务费用年均增长8.7%,都高于价格增速。种粮比较效益低、农民积极性不高仍是制约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突出问题。目前,我国农业进入了一个高成本的发展阶段,对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从增加规模、提高标准、扩大范围、完善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健全农业补贴制度。2011年13个粮食主产省产量占全国的76%,对全国粮食增产贡献90.5%。13个粮食主产省人均财政收入3252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3%;列入《全国新增1000亿斤生产能力建设规划》的745个产粮大县,人均财政收入1200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0%,人均财政支出3040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4%。必须完善支农资金分配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逐步使粮食主产县人均财力达到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

    四是建立符合农村特点和农民需求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整个农村改革的一个“软肋”。近几年来在农村金融改革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农村金融组织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但农村仍然缺乏足够的金融资源,农户和农村企业仍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信贷约束,农村资金仍在大量外流。农村金融不同于城市金融,农村金融机构面对的是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和大量的农村中小企业。农村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相对于城市工商贷款而言更为突出。城市工商业贷款中使用的传统意义上的抵押品,在农村严重缺乏等。农业经营受自然和市场双重影响,使得农村金融机构的运作存在高风险性。农村金融服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建立符合农业特点和农民需求的农村金融体系。反思过去几年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路与做法,在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金融改革模式的痕迹:严格限制金融市场准入,农村金融市场高度垄断,不重视小额信贷等“草根式”金融服务机构的发展,以建设“现代商业银行”为目标改造农信社。由于这种改革思维脱离了中国农村的现实,因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现有农村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也难以迅速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

    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应是建成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合作金融“三位一体”的功能互补、相互协作、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重点应该放在: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阻止农村信用社“离农脱农”,真正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创新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机制,正确引导和培育合作金融;引入竞争机制,放松农村金融管制;增加农村信贷资金投放,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优化农村金融发展环境,保障农村金融体系安全有效运行。

    五是健全财政与金融相结合的投入机制。农业农村建设需要长期、低息的资金投入,而这些投入难以通过一般金融机构得到满足。财政投入和金融投入有效结合,为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提供长期低息融资,是许多国家普遍的做法。我国农村投融资体系不健全,财政和金融在支农方面未能形成良性互动,应通过财政贴息或利用信用担保的杠杆作用,引导更多的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农村。( 摘自《国研网》2013年12月2 日/ 韩俊)

    □政策解读

    谁先把宅基地转让谁能拿到红包

    三中全会允许转包耕地、出让宅基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可同地同权同价是给农民发了三个大红包。这个政策如果到位,中国2020年就可以实现小康,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农业劳动率太低农民不要再自我陶醉:中国的农业和美国加州的农业相差100年。甚至100还不止,现在中国农村劳动力2.8亿人,种了18亿亩耕地,平均一个劳动力才种6.4亩地,一个家庭平均才10亩地,规模太狭小了,美国的一个劳动力可以种上万亩。计算看来,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中国社会平均生产率的28%,三个农业人口创造的价值只相当于一个二三产业的人创造的价值,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土地的规模狭小。

    而养殖业就更不用说了。美国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一年的生猪出栏量达到3000多万头,是中国几个省的生猪出栏量总和。荷兰、法国等地的一个农民,一年创造的GDP是4万欧元,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和收入比第二第三产业都要高很多。

     中国过去在理论上,在政策上,长期鼓励让农民躺在自然经济、小规模经营的温床上,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自我满足,还要维护农户在农村的经营主体地位,种6.4亩地,还是那么穷,还是富不了。

    三中全会送了农民三个大红包:对于上述提到的农民收入的问题,此次《决定》找到了解决办法,将其称之为“送给农民的三个大红包”。

    第一个红包是耕地转包。农民将承包地转包出去,平均转包的费用上海大概一千多元,中部七八百元,西部是三五百元。这些地你自己不种让别人种一年拿到七八千块钱。两口子到城市打工,一年挣6万块,加上转包费,一年收入7万,就进入中等收入家庭了。地交给别人种,人家搞规模化经营,效率高,又可以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产品。你不转包出去,你就拿不到第一个大红包。

    第二个红包是出让宅基地。一旦宅基地商品化,商品价值一下子可以实现几十万亿,就装进农民口袋里了,城乡收入差距一下子就缩小了,中国就可以走出中等收入的区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了。现在中国土地最大的潜力是宅基地,城乡建设用地一共22万平方公里,包括县城和城市以上的大中小城市占5万,宅基地却占17万,农村一个人的建设用地是城市的3.5倍。宅基地这么大的红利,这么大的资源不去发挥作用?三中全会把这个金库打开了,谁率先把自己的宅基地转让谁就可以拿到这个红包。  

    第三个红包,便是《决定》提到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可同地同权同价。过去农村建设用地是先征地变成国有,再搞一级开发,再进行招拍挂,现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了,无论是集体收入也行,分给老百姓也好,又是一个大红包。他举例说,苏南几个县,哪怕有人考上清华北大也不迁户口,因为户口一迁,农村土地的财产性收入就没了。

    这个政策如果到位,中国2020年就可以实现小康。习主席讲,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老乡拿不拿红包,决定了能不能奔小康,决定权在农民自己手里。这样2020年我们就可以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三中全会是改变中国未来的改革,我们有理由为它来研究、宣传、推动,扫除决定的各种障碍。”

       农民进城做什么?搞服务业:农民进城后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很多农民拿了钱之后可能去赌博、买车,两三年就花完了,但他在城市只有几年的打工黄金期,如果什么都没了,就成了流民,该怎么办?城市会吸纳农村人才,但农村留守人群,包括他的学历,包括他对事物的认识层面比较低,城市会容纳他们吗?如果不能,这些人在农村,没有土地,怎么办?  

    第一,农民在城里找到工作才会把承包地、宅基地转移出去;第二,中国的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不会逆转,第一代农民在城市找到工作,第二代本事更大,肯定在城市上大学,至少读个中专、技校,竞争能力超过第一代,他不会再回农村了。别再纠结农民工的失业问题了,农民工失业率只有6%,但大学生失业率已经到了30%了!

     农村2.8亿的劳动力,只需要留下8000万种地便足足有余,其余2亿农民就进城。尽管制造业吸纳劳动力的规模已趋于饱和,但服务业容量还很大。中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比例只有36%,全世界平均水平是62%,因此未来两亿劳动力到城市里做什么?搞服务业。如果花上十年时间把中国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由现在的36%提高到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50%,可新增1.1亿个就业岗位,把两亿农民工疏散出来,仅仅是第三产业就可吸纳1亿以上。(摘自《新浪财经讯》2013年 11月25日/郑新立)

    激活15亿亩农村土地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土地制度改革上的魄力,首先体现在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根据我国的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规,我国土地分为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国有土地,其中农村集体土地又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而建设用地又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类,其中,农村集体非经营性建设用地主要指宅基地。《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 》,到2010年全国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2488万公顷,其中城镇工矿建设用地848万公顷。据专家介绍,城乡建设用地可分为城镇工矿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两类。由此可估算出,2010年我国农村建设用地规模约为1640万公顷,即2.46亿亩。

    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资产,但过去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一直无法上市交易,不能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这不仅损害了农民的权利,屡屡造成征地矛盾,引发了一系列的拆迁冲突,而且造成了高地价、高房价和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业的问题。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相比于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提法,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思路进一步深化,一是去掉了“逐步”两个字,二是明确提出了“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比之前笼统的提法“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将改变过去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土地市场格局。长期以来,国有土地承担了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等功能,但面临数量减少且日益触碰18亿亩耕地的红线;而农村集体用地则面临着僵硬、未盘活的状态。盘活农村集体用地、弥补国有建设用地不足并形成统一的用地市场,已是时代所趋,这将加快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的继续深化步伐。同时,在不改变耕地数量等前提下,土地资源的利用程度将提高,并能实现土地价值的最大化。此外,这对于房地产市场和推进新型城镇化也是极大的利好消息。

    目前在农民的整体收入中,来自财产权利的收入不足3%,这和农民拥有的巨量财产其实是不相适应的。全国2.46亿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其中近两亿亩为宅基地,0.5亿亩左右为经营性建设用地。这个巨大的土地资产,目前基本上处于沉睡状态,还没有给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仅0.5亿亩(300多亿平方米)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就足以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

    国土部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住宅用地供应量为11.08万公顷(11.08亿平方米)。这意味着,理论上,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就足以满足房地产住宅用地30年的供应。

    据国土部公布,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面积和合同成交价款分别为32.28万公顷和2.69万亿元,每亩的价格约为56万元,据此测算,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后,2.46亿亩的农村建设用地价格或高达130多万亿元。如果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市,必将唤起沉睡的巨量资本,给农村及相关产业带来无穷的想象力。此外,《决定》对于宅基地及农民住房也提出了具体改革任务,即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达2.07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6.2%。以此计算,截至2011 年上半年全国承包耕地面积为12.77亿亩。据郑风田介绍,目前国内部分试点地区每亩耕地一年可抵押贷款近千元,这一价格并不算高。照此计算,即便不包括农民承包的林地、草地,仅农民承包的耕地一项,每年将撬动1.3万亿元的资金。(摘自《新华网》2013年11月25日/严跃)

    □社会观察

    近年来各地“新土改”的模式探索

    吉林·农民用土地收益贷款:为打破农村金融瓶颈,2012年,吉林开始在该省农村推广以土地的预期收益作保证的土地收益保证贷款。土地收益保证贷款的基本思路是:农民将自己承包的三分之二的土地在未来一定期限内的收益权转让给政府成立的物权融资公司,再由物权融资公司为农民向金融机构提供保证,由金融机构直接向农民发放贷款。按照吉林目前的耕地面积测算,每年可为该省农民初步增加信贷投放达200亿元,极大缓解了农民的贷款困境。

    吉林省金融办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8月启动土地收益保证贷款以来,截至今年8月20日,该省共有22个县(市、区)开展这一业务,累计放款7464笔,金额合计2.96亿元。贷款投放量与放款户数均呈上升趋势,尚未出现逾期还款情况。

    重庆·地票:2008年12月6日的拍卖会上,重庆首张300亩的地票指标由民营企业重庆玉豪龙公司竞得,2560万元的竞价高出起拍价1280万元。重庆在全国首创了地票交易制度。

    所谓“地票”,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指标。这些指标被开发商购得,将之用于开发。“地票”这个听起来并不“洋气”的东西,却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实惠。通过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可以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拍卖,每亩地农民可获得10多万的收入。

    南海·农村股份合作制:1992年,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农民通过土地承包权获得配置股权,将手中的土地交给村集体成立的经联社或经济社统一经营。经联社或直接出租土地,或建成厂房出租,获益后给农民分红。

    在南海区夏西村,村民的股份根据股员的年龄分为五档:10周岁以下0.3股,11~20周岁0.6股,21~30周岁0.9股,31~40周岁1.2股,41周岁以上1.5股。2011年,夏西村每股近3000元,这意味着每位40岁以上的村民每年可分红4000元以上。

    2011年,南海区村社(组)两级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达50.8亿元,全区村社(组)两级分红总额为23.37亿元。如今,以“南海模式”为代表的农村股份合作制已在珠三角地区广泛实行。

    成都·种自己的地,赚别人的钱:2007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成都市成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此后,成都明确了新一轮农村产权改革纲领——“还权赋能”,即不仅把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还给农民,而且把由此派生出来的转让权,也还给农民。在农地确权的基础上,土地可以流转,土地指标可以交易。

    鹤鸣村是成都农村产权改革工作的最早试点村。在领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该村农民将1000多亩土地租给了一家名为通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企业。农民每家每年根据流转土地的多少,能收到一千到几千块不等的土地租金。同时,一部分农民还能进入公司打工挣钱。“种自己的地,赚别人的钱”是当地村民对这种生产方式的总结。

    天津·宅基地换房:所谓“宅基地换房”,就是农民自愿以其宅基地,按照规定的置换标准,无偿换取小城镇内的住宅,迁入小城镇居住。2007年3月份起,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开始尝试“宅基地换房”。目前“宅基地换房”还在继续推进,葛沽镇下辖的25个行政村,只剩下少数几个村还没有被政策覆盖。

    嘉兴·两分两换:2008年4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将嘉兴市作为全省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实行“两分两换”方案,将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以承包地换股、换租、换保障,推进集约经营,转换生产方式;以宅基地换钱、换房、换地方,推进集中居住,转换生活方式。 (摘自《凤凰网》2013年11月25日)

    我市地票交易实施5年

    三农获益200亿元

        我市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地票交易,成为保护耕地、帮助农民增收以及促进统筹城乡建设的重要手段。截至目前,全市累计交易地票12.24万亩、约245.3亿元,有7.68万亩地票落地使用;办理地票质押贷款3859亩、约5.22亿元。

    从2008年起,我市把农村闲置、废弃的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将优先保障农村自身发展,剩下的部分则以市场化方式进行公开交易,可以在全市规划建设范围内使用的这个指标即为地票。2008年,我市设立农村土地交易所,探索用市场化方式开辟城市反哺农村新途径的构想,这里也成为地票交易的平台。

     目前,我市每年交易地票约2.5万亩,与我市每年新增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相匹配,满足了有条件的区域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需求,城市与农村建设用地的比例从2007年的0.33∶1调整至去年的0.43∶1,帮助“三农”实现200多亿元的财产收益,支持了农村危旧房改造、采煤沉陷区搬迁治理等工作。同时,约8.8万户转户居民提出自愿将宅基地以地票方式“套现”,以便更好地在城镇安居乐业。不仅如此,由于近七成的地票来自经济相对落后的渝东南、渝东北,因此,地票交易也促进了我市的区域协调发展。

    地票更是成为了农房抵押贷款的评估参照体系。地票交易启动后,农房估值从以前的几千元,提升至10多万元,让农村的土地资产真正具备了银行认可的抵押融资能力。到今年9月,我市农房抵押融资累计达到81.8亿元,农村三权抵押融资达436.9亿元。(摘自《重庆日报》 2013年12月5日/项菲菲)

    我国将建8亿亩旱涝保收农田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9日公布的一份规划显示,中国到2020年将建成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8亿亩。该规划测算,8亿亩高标准农田的建成,可为中国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800亿公斤。高标准农田建设每亩所需投资为1000至2000元人民币。这意味着,要实现该规划,所需要的总投资将在8000亿元至16000亿元之间。

      9日公布的《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由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土资源部、农业部、财政部等多个部委共同编制完成。官方在此时出台这一规划,和中国粮食需求增长的趋势以及粮食供给薄弱的基础密切相关。

      到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预计将超过14亿,城镇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消费结构升级日趋加快,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需求会持续增长,保障供给的压力日益加大。

      在供给方面,虽然中国粮食产量在连续十年增加后,于2013年首度突破6亿吨大关,但粮食持续增产的基础仍较为薄弱。

      公布的《规划》列出了一系列挑战:中国40%的大型灌区骨干工程、50%以上的中小型灌区及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不配套和老化失修;南方14个省(区、市)pH值6.5以下的酸性耕地土壤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52.4%扩大到65.4%;全国1/3以上农田机耕道需修缮或重建。

      为此,《规划》提出了到2020年,建成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8亿亩,亩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100公斤以上的总体目标。

      对于“高标准农田”,《规划》从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等8个方面提出了要求。其中既包含“耕作层厚度达到20cm以上”等对农田结构的要求,也涉及“有机质含量达到12g/kg以上”等对土壤成分的规定。

      综合考虑多种因素,《规划》初步估算,高标准农田建设每亩所需投资为1000至2000元。不过,这一大笔的投入有望获得可观的收益。

      《规划》指出,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可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800亿公斤,将直接促进农民增收。同时,高标准农田建成后,每年可节约灌溉用水200亿立方米以上、可节肥120万吨以上。

      《规划》透露,建设8亿亩高标准农田,共需投入100多亿个工日,按国家投资的约1/3转化为农民工资性收入计算,共可增加农民收入约2000多亿元。(摘自《中国新闻网》2013年12月10日/周锐)

    资料速递

    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华生/上海证券报,2013年11月7日。地权改革的制度逻辑//李昌平/南风窗,2013年12月7日。地租均享——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刘海波/南风窗,2013年12月7日。二轮土地承包纠纷及化解途径//王轶智/共识网,2013年12月9日。《决议》涉农条款解读//贺雪峰/中国三农,2013年12月10日。我国农村宅基地问题研究综述//刘亚光/东南学术,2013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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